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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延迟退休”引爆企业“养老危机”

2012-06-19 09:23:22来源:中国企业报 热度:评论

近一周以来,在年轻网民占多数的微博上,一个看似还很遥远的话题成了青年上班族的关注热点:退休养老。这波“养老危机”同时蔓延到更广泛的范围,原因很简单:“退休”是几乎所有人即将或正在面对的现实问题。

事情源于6月5日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(以下简称人社部)称“出台弹性延迟退休的政策方向是大势所趋,现在只不过是时间问题,今年下半年将启动这方面的调研工作”。

这张呼之欲出的时间表,因其似乎预示“延迟退休”倒计时开始,而碰触到了公众的切身利益,由此招致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个人的“养老危机”同样也深深影响到了企业,随着“延迟退休”新政的可能出台,与之相关的“新伤旧痕”或将袒露。

负担重、效率低———企业遭遇双重冲击

人社部的“延期退休”说法,在6月5日发布当天就演化成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全民大讨论。相比以前的多次类似流言,如今人们有了微博作为各抒己见的公共平台。在这些及时更新并随时公开的公众声音中,反对声呈现一边倒的趋势,其中不乏激烈之词。截至6月12日,人民网关于弹性延迟退休问题的调查中,93.9%的网友反对,只有2.4%的人接受。

除了爆发个人养老危机之外,对于企业来说,未来或未可知的退休新政,也将带来不小的正面冲击。

资料显示,目前中国法定社保缴费之和达工资40%以上,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。如此之高的缴费率属于全球前列。另据一份来自上海的调查分析称,在沪企业需要给员工缴纳的各种社保费用加起来超过员工工资40%,如果缴纳补充住房公积金及补充医疗的话,则达到60%。舆论公认,社保费用已成为企业重负。

有经济学者认为,“延迟退休年龄”将会给本就“旧伤”未愈的企业再添“新伤”。“若再延迟退休年龄,让企业为劳动生产率低的老人续缴社保,会直接增加企业的负担,对经济绩效的折损可想而知”。

北京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朱坤岭认为“延迟退休”对企业和企业员工非常有害,因为“企业和员工要多缴养老金,延迟领到养老金”。记者了解到,这种情况在企业中是普遍存在的。多数工作岗位都不适合高龄人群,“延迟退休”就意味着企业要承担大批高龄员工带来的巨大压力。在绝大多数企业里,底薪与员工的工龄挂钩,“延迟退休”将使企业支付更多的工龄工资,企业的用工成本会普遍上升。企业为员工支付社保费用的年限增加,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社保支付压力。

此外,由于延迟退休,老龄人口担任员工的比重将加大,由于工作年限和资历的因素,老年员工的工资比较高,这必然直接加重了企业薪酬负担。同时,因为老年员工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,也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运转效率,从而影响企业的发展。

事实上,一个众所皆知的常识是:50岁以上一线企业员工应付全日制工作不但效率低下,而且对于自身的健康也是一种慢性损害。而对于国企改制下岗人员、经营困难企业人员来说,缴纳社保金一直是极其沉重的负担。正因为这样,延迟退休在全民大讨论中曾被斥为“毫无人性”。

“60多岁高龄的产业工人你敢用吗,你忍心用吗?”一个企业负责人在网上这样问道。

就业倒挂、利弊共存———人力资源面临新课题

我国是人口大国,全民就业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“延迟退休”的结果之一必然包括“老人不退,新人无位”。

有经济学者指出,提高退休年龄,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就业,使社会整体就业在某种程度上呈现“倒挂”之势,即老人就业比年轻人就业相对充分,进而进一步增加大学生的就业压力。《劳动合同法》实施后,企业中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比例明显增加,倘若进一步延迟退休年龄,会使企业人员的流动性减弱,必然会影响企业活力。

与此同时,部分中老年人群也会产生就业困难的困扰。随着年龄的增加,被企业返聘的几率就越小,他们再就业的公平就业权和收入权就难以保障。

另一方面,推迟退休年龄对于企业管理层来说,则更多地表现出其正面的作用。身居高位的企业领导人和高管对于企业发展起相当重要的作用。一些成功企业家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如果急流勇退,不仅仅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遗憾,而且常常会造成企业的动荡。在一些企业,由于高管过早退休,后备力量没能及时得到培养和补充,致使企业蒙受不小的损失。若是延迟退休年龄,就可以在企业两代管理决策者之间形成一个交接的缓冲带,从这个意义上说,弹性延迟退休对企业的稳定发展十分有利。

由此看来,从人力资源的角度,弹性推迟退休可谓是利弊并存。延长退休年龄对人才资源的合理应用有着很大的推进作用。正因如此,关于“根据不同工种和岗位实行弹性延迟退休”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。

据悉,自2010年10月起,上海市开始试点延迟申领养老金,但仅是局部试点,主要针对具有专业技术职务资格人员、具有技师证书的技能人员。此举被视作“柔性”延迟退休的先行者。

“从很多行业、岗位来看,我们社会确实需要一些老医生、老教授、老演员在岗工作更长时间,但这种需要并不意味着要修改法定退休年龄。”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陈颐这样认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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